读钱学森写给王士倬的信想到……

读钱学森写给王士倬的信想到……

高致贤

2007年12月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王士倬》一书，序言就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以他写给王士倬的一封亲笔信：

士倬吾师：

接到由林婷君同志转达老师的信息，不胜感慨。忆自别老师后，已近五十年，但喜吾师身体健康，尚念及三十年代事。

近来由西北工大姜长英教授发起，修订我国航空史，已陆续出版了一些材料。老师对我国航空事业开创之功，已有记载，令人欣慰！如今不但由航空而航天，而且既有航空工业又有航天工业，在此讨论新技术革命对策之际，吾师亦必为之高兴吧？

专此恭候

钧安！

钱学森

1984.7.17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界的巨擘之钱老，如此敬重他的老师，读来感慨良多、令人感动。但更令余佩服的是他对王仕倬“对我国航空事业开创之功”的高度评价。须知，当时王士倬的政治身份很不好：他曾经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大陆解放前夕，他又调任旧中国的航空工业局副局长；一非起义，二非投诚，解放后的政治身份不言而喻。

然而，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不避反右风险，揭力举荐王士倬，使之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当时对一个从旧中国“解放”过来的国民党高官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不具特别勇气和过人胆识是不可能的。因有他的评价在先，改革开放后王士倬才被称为中国航空事业先驱。足见其科学观念之伟大。

那么，钱老举荐王士倬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这种评价排除党派标准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种评判是非的观念，我未直接听到过钱老的教诲，但从他的信中完全感受得到。而且我还亲自听过与钱老同年龄段的一位老科学家对此种观念的口述：十余年前，我采访过自始至终任中国航空第一发动机制造厂副厂长的汪福清老人。贵州临解放时，国民党特务要毁掉该厂的机器，他坚决抵制了！理由就是：“机器是国家的，不是哪个党的。党派之争，不能破坏国家机器！”我听他讲此话时，他已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多年了，但他没有官腔，也不看谁的脸色说话。仍然坚持这种一以贯之的国家观念！

在这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国家可以容纳许多党派，任何一个党派也不能完全等于国家。国家是全国人民的，是全国各族各界各党派共同享有的。凡对国家作出伟大贡献的人，国家都应该承认。王士倬尽管是国民政府的高官，但他开创的是中国的航空事业，而不是国民党的航空事业，故应视之为中国航空事业之先驱。同理，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立功的军人，不论他们当时在什么部队，他们都应该是中国人民的英雄！

“文化大革命”，则是以派性为评判人和事的唯一标准，非左即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两派武斗中，掌权派的被打死了称之为“烈士”，非掌权派的被打死了则被打为“反革命”。对于那种“烈士”和“反革命”，人民大众是不承认的。因为死者都是无辜牺牲的受害之人，故那种“盖棺”也定不了论。用一党一派之标准治理国家，民族会失去平衡；若用党派头儿的念代表党派去处理一个国家之元首，必然形成灾难；哪怕你以顶尖会议“一致通过”，也不会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一旦党派头目之评判观念，以党派观念来治国，危害性就更大了！

钱学森等科学家，能摆脱党派利益之狭隘观念，不以一党一派之利益来评价人和事，乃是国家之幸！这样更能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与社会和谐。“伪官僚”王士倬被评评为中国航空事业先驱，这不能不说是决策者思想认识上的质变与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