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无暇也要读书》

我或许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当代中国大学的很多学者，所谓忙与累，我相信是真的。不少人对体制的抱怨，我相信也是真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在抱怨体制的同时，是否坚决地说过：“不”。一般的辩护词是，我要生存，我上有老下有小。是，对多数普通人而言，在当代中国过生活不易；但问题在于，很多人真实的生存处境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难。其他人不知道，一般当教授的，糊口其实应该不成问题。甚至更准确地说，维持一种中等水平的生活，应该是有条件的。到了这时候，应该好好做学问，凭自己的志趣读点书了吧？还不，要搞乱七八糟的课题，要参加莫名其妙的会。为什么，要换银子，要有名声。这些追求当然都是真实的，也是好的；但我要继续问的是：一、你为这个体制的改变做过多少努力？二、很多人说我是学者，不问政治；好，既然现有的体制在短时间内无力改变，你也不想为此做任何努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仍然什么都要要，一样也不落下。我只能说：一、从灵魂的层面讲，我很同情这些学者，你看他们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的忙碌身影，着实可怜；二、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会说这些学者得了便宜又卖乖，是矫情——在体制内得了好处，还要扮一副痛苦不堪的嘴脸。如果我们对这个时代稍有了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有些根本不在体制内的学者，在个人生活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所做出的成果，远超过体制内的学者。面对这样的人，其实有点良心的人，只有惭愧。

读哲学史，发现不少真正的思想大师，其个体性的命运是极端悲惨的。斯宾诺莎这样的人不说，还有一个皮尔斯，一生发表的东西极少；他说，我写一篇文章，再次修改它的时候，已是二十多年之后。并且直到他死，也没得到哈佛大学的教职。但他在贫困潦倒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稿，深刻影响了詹姆斯、杜威的哲学思想，在哲学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有时候看来，历史是公平的。

二○一○年二月六日